自10月7日袭击以来的一年已经证明，美国总统政治与中东事件的发展轨迹是多么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每一方都对另一方施加引力，通常对双方都是有害的。
外交政策在美国总统选举中很少起太大作用，但今年可能是个例外。在这场可能在少数几个州以微弱优势决定胜负的竞选中，加沙、西岸和黎巴嫩冲突的余波，以及与伊朗的潜在战争迫在眉睫，可能会对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的前景产生重大影响。
另一方面，11月5日的选举结果将以不可预测但可能具有重大意义的方式影响中东。尽管华盛顿控制其最亲密伙伴以色列的能力明显有限，但美国迄今仍是该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外部力量。
面对加沙大量平民伤亡，乔·拜登坚定地支持以色列，本杰明·内塔尼亚胡明确蔑视美国领导的在加沙和黎巴嫩建立停火协议的努力，这些都疏远了许多进步的民主党人。
卡玛拉·哈里斯并没有以任何重要的方式与拜登的中东政策保持距离，现在她在密歇根州面临着一场特别艰难的战斗，密歇根州有相当多的阿拉伯裔美国人社区。失去这个州将使哈里斯的总统之路变得相当复杂。
战争的蔓延和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爆发的公开冲突可能会影响到密歇根州以外的总统竞选活动，再加上对拜登-哈里斯团队外交政策能力的质疑，以及油价上涨的威胁，而这对哈里斯来说可能是最糟糕的时刻。这可能是这次选举中致命的“十月惊喜”。
美国/中东项目(US/Middle East Project)政策研究所所长丹尼尔•列维(Daniel Levy)表示:“你现在看到美国人正在从贝鲁特撤离，这确实有助于特朗普的整体叙事，即‘有了这些弱者，世界变得更混乱’。”
正如中东对美国政治的影响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都要大，美国政治对中东也有着明显而持续的影响。对以色列的支持已经成为共和党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陈词滥调，几乎不考虑以色列的行动。
阅读更多国际战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高级研究员达纳•阿林（Dana Allin）指出，以色列在美国政治舞台上的不可撼动地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形成的。
这不是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时代总统的讲话方式。这种忠诚具有讽刺意味，因为两个盟国各自的目标和世界观从未如此不同，”阿林说。
内塔尼亚胡大力执行了美国的禁忌，禁止对以色列施加影响。他的做法是调动美国国内亲以色列情绪的力量，反对任何试图约束他的总统。
当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宣布应该停止在约旦河西岸(West Bank)修建定居点时，内塔尼亚胡(Netanyahu)认为他是虚张声势，并对他不予理睬。当拜登暂停运送用于夷平加沙居民区的美制2000磅炸弹时，以色列总理宣布这是“不合情理的”，后来接受了共和党的邀请，在国会发表讲话，并会见了特朗普。
在拜登身上，他攻击的是一位比他的任何前任都对以色列事业更有个人感情的美国总统，后者在10月7日袭击发生几天后飞到以色列，并在机场停机坪上拥抱了内塔尼亚胡。以色列总理仍然在拜登出现怀疑的第一个迹象时就把矛头指向了他。
内塔尼亚胡的信息很明确:在提供武器或外交支持方面的任何犹豫都将招致沉重的政治代价。被追究责任的美国领导人将被描绘成以色列的叛徒。
这一策略的结果是，美国作为以色列最大的武器供应国，历任美国总统都极不愿意利用美国的影响力，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遏制内塔尼亚胡联盟在加沙、西岸或黎巴嫩的过度行为。
没有这种影响力，美国今年提出的一系列停火倡议都付之东流，内塔尼亚胡对此不屑一顾，这有时令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和本应在巴以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伙伴深感羞辱。
“内塔尼亚胡在他的职业生涯中花了很长时间把美国变成一个党派问题，试图让以色列人相信，以色列的命运与共和党领导人息息相关，”特拉维夫的政治分析人士达莉亚·谢恩德林(Dahlia Scheindlin)说。
目前尚不清楚哈里斯政府是否会采取与拜登政府截然不同的路线。一方面，哈里斯与拜登在以色列问题上的个人历史不一样，如果她在11月获胜，她将更自由地尝试改变政策。
另一方面，在民主党对中东问题普遍不满的情况下赢得选举，可能会让哈里斯相信，进步派在这个问题上的威胁可以被忽视。
“一种情况是卡玛拉·哈里斯获胜，继续乔·拜登的政策，这是一种:我们想做正确的事情，但我们基本上会让以色列做它想做的事情，”谢恩德林说。“或者她可以更强硬一点，与民主党中更进步的一方保持一致，说：‘我们将开始在武器出口方面适用美国法律。’老实说，我对此表示怀疑。”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内塔尼亚胡的决策受到了对特朗普重返白宫的预期的影响，而且他并不孤单。沙特王室可能也在等待特朗普回归，然后再与以色列签署外交正常化协议，尽管目前的敌对状态使这种协议在短期内不太可能达成。
随着特朗普重返白宫，内塔尼亚胡将不必应对美国对以色列加强控制，甚至吞并约旦河西岸的抵制。2019年，特朗普政府承认以色列对被吞并的戈兰高地拥有主权。特朗普前驻以色列大使大卫·弗里德曼(David Friedman)一直在试镜，希望在第二任期担任一个角色，他的新书《一个犹太国家》(One Jewish State)认为，以色列应该吞并整个约旦河西岸。
“随着特朗普入主白宫，吞并的可能性变得更大了，”中东研究所（Middle East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哈立德·埃尔金迪（Khaled Elgindy）说。他说：“新一届政府将比现任政府更不关心巴勒斯坦人的生活。他们甚至不会口头上说要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新当选的特朗普总统是否会帮助内塔尼亚胡实现他的长期战略目标——招募美国对伊朗核计划进行决定性打击——则不那么确定。
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的中东政策是围绕对伊朗的敌意建立起来的。在他执政的最后几周，特朗普为暗杀革命卫队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开了绿灯。另一方面，特朗普在2019年6月取消了对伊朗的导弹袭击，因为他认为，作为对击落美国无人机的回应，可能造成的平民伤亡不成比例。特朗普外交政策的一致性之一是他厌恶美国卷入外国战争。
内塔尼亚胡或许希望特朗普在11月的大选中获胜，但与拜登的支持相比，华盛顿的支持可能更多是交易性的，而不是感情用事的。以色列前情报局长拉姆·本·巴拉克（Ram Ben-Barak）担心，从长远来看，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的组合最终可能会毒害两国之间的根本关系。
本-巴拉克说：“我们与美国的关系是基于共同的价值观。“一旦你有了一个像我们今天这样没有价值观的以色列总理，和一个像特朗普这样没有价值观的美国总统，我不确定这种关系是否会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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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本篇文章《美国大选与中东战争之间复杂的反馈关系》能对你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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